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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是我闻
——从《说闻》到《四部文明》
作者：李之柔
闻，是个形声字。从耳,门声。本义就是:听到。《说文解字》云：闻，知闻也——仅仅这样解释未免有些以偏概全。随意翻检前贤典籍，可以看到还有这么几个意思，首先是当“听到”讲，与许叔重所见略同，例如：《大学》有云：“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”再就是当“听说”和“知道”讲，如：《中庸》有云：“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”而在《孔子家语》中：“与善人居,如入芝兰之室,久而不闻其香,即与之化矣。”就成了“嗅”、“嗅到”之意，和“听”无关了。还有，《周易》云：“以旅在上，其义焚也。丧牛于易，终莫之闻也。”
“闻”字原来还可以通“问”，作“询问”、“问候”讲。再就是，“闻”解作“知识”、“见闻”，如：《庄子》有云：“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,始吾弗信。”“闻”有时还解作“声望”，如《诗经》所云：“颙颙卬卬，如圭如璋，令闻令望。岂弟君子，四方为纲。”……
一个“闻”字，到底有多少用法、多少含意，一时还真是说不清楚，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有云：“无眼耳鼻舌身意。无色声香味触法。”
以“六根”来对应“六尘”，即“眼”对应 “色”，“耳”对应 “声”，“鼻”对应 “香”，“舌”对应
“味”，“身”对应“触”，“意”对应
“法”。《荀子》则断言：“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。”诚如此，‘闻’就只能是“耳”的责任了，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尽然，比如我们常用的一些词汇：观音、音色、色调、乐盲、响亮、热闹、冷静、触目、意味等等。音可闻，还可观；音可闻，还有色；色可观，还有调；冷热可触，还可闻静与闹；听不懂音乐，不是耳朵的事情，是眼睛的问题，有“词”为证：不懂音乐叫“乐盲”，不叫“乐聋”……这种有意思的词汇有许多，在诗词文章中更常见，斯“闻”何其大也，只不过很长一个时期不被人们注意罢了。
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文怀沙在上海向父执中医名家蔡济平先生问业，对“四诊”、“八纲”领略独到，并有所著述。五十年代初以旧稿请教中医耆宿萧龙友老先生，与杏林好友冉雪峰、章次公、李重人、任应秋、龚志贤诸公往来切磋，在众多医界翘楚的推荐下，文怀沙被聘为北京中医学院兼任医古文教研室主任。在此期间，他写出了一篇千余字短文——《说闻》，取精用弘，钩深致远，文章开门见山，论“闻”不仅主耳，亦主鼻，声香互通，进一步阐述了阮伯元《揅经室集·释磬》所云“……殸有耳闻之义，闻属于耳，古人鼻之所得、耳之所得，皆可借声闻以概之”的道理，由五官功能——耳“闻”、嗅“闻”，到目睹、身触、体味……；由四诊合参，到八纲辩证；由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、联想到国外的文学作品……得出“某种感官上的感觉会转移到另一种感官上，效果会互相转化、彼此沟通”这一有趣的结论。
新作甫成，文怀沙照例将稿子分送给自己的一些朋友，请大家提意见。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钱默存读后赞美有加，建议将此文拓展成一部书或者一篇论文，文怀沙闻言，与钱先生“打彭”（即开玩笑）：“我赞美只有五千字的李耳，不羡慕写了33854首诗的乾隆皇帝，国家的资源那么紧张，能用一千字就说清楚的道理，为什么要写十万字、二十万字呢？还是节省一点吧……”钱先生1910年11月21日出生，号槐聚，就是大名鼎鼎的钱锺书，他的夫人姓杨，原名季康，后以谐音“绛”名世，二人引文怀沙为知己，过从甚密。尝见季康先生1963年2月27日写给文怀沙的信云：“锺书每日必念你至少三遍，「爱而‘打彭’之」……（信见附图）”
1953年清华大学改为工科大学，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，学贯中西的钱默存彻底摆脱了琐碎的教务，进入北大文学研究所工作，他旁征博引，文铺锦绣，写就《通感》发表在《文学评论》1962年第1期，后收入1985
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的《七缀集》中。他写道：“在日常经验里，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、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。颜色似乎会有温度，声音似乎会有形象，冷暖似乎会有重量，气味似乎会有锋芒……”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《通感》的许多段落文怀沙依然能倒背如流，他在钱默存送给他的《文学评论·通感》一文的结尾批曰：“陆世衡闻而拊掌，是所甘心；张平子见而陋之，故其宜也！通儒饱学者乃今日见之。默存富瞻淹博，照见五蕴皆通！”（
五蕴者，佛教所云“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”之谓）听说这本“文批”杂志被苏渊雷借去，或许有缘人还可以见到。提及旧事，文怀沙说：“读书人分为四种，一是从不通到不通；二是从通到不通；三是从不通到通；第四种最罕见——是从通到通，天纵之资是也，钱默存其学也博。”
与此同时，另一位拿到文稿的朋友周祖谟教授，将文章转呈自己的岳父余季豫。余先生名嘉锡，人称狷翁，1884年生，曾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，1947年以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一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已是年近古稀，中风之后身体非常不好，他由女婿搀扶着来到文怀沙家中，“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，非常冷。”说起往事，文怀沙感慨万千：
“余老对我说，毛泽东特别讲究知识直接从生活中来，强调‘到工农兵中去’，这对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书呆子讲，是一剂极好的药。人们常说‘见多识广’，但是，有见者能否有识？很难说。高尔基做工，别人也做工，有同样的生活、相似的经验，高尔基可以写出书来，别人就写不出来，所以，有见者未必有识。老先生回忆年少时读到张之洞的《輶轩语》茅塞顿开，‘将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读一过，即略知学问门径矣。’历经三十余载，积稿四百九十篇——也就是修订后的《四库提要辨证》，试图把被扭曲的历史还原。”
“他拉着我的手说：我做不完这个工作了，但将来一定要有一本这样的书，是贯穿学识与见识的。学识加见识才可以叫知识，具有非常高的识，就叫智，虽然你还不到四十岁，但是，我从你的这篇文章看到你充满知识的闪光，‘知’之高明者曰‘智’。文先生，你是我心目中罕见的‘智识分子’……”
“正是这位老纯儒（他不是名流）不可磨灭的感召力，助我渡一切苦厄，乃至老来也不敢懈怠，遂立志修纂《四部文明》……《四库全书》是在乾隆的亲自指挥下，由以纪晓岚为首的那些“帮忙”或“帮闲”的“奴才”们，秉承爱新觉罗王朝的“党性”，对中国古籍进行的一次全面的“清剿”。今天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，就是要拨乱反正，以最广大的“人民性”去反对爱新觉罗王朝的“党性”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。”文怀沙洋洋洒洒写下近五千言《四部文明缘起》，对余嘉锡先生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，二百册、共计一亿四千余万字的《四部文明》扉页上赫然印着：“慎终追远，心念旧恩”。
日前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听许嘉璐说：“‘慎终追远，心念旧恩’足以说明一切，《四部文明》的编纂与出版，实现了张西铭所说的恩，乃是‘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’，而这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对自己民族和自己民族文化的衷情和忠诚，都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挚爱与忠诚！”我想，这何尝不是对文怀沙学术理念最好的注解？
《庄子·秋水》云“以管窥天,以锥指地,不亦小乎？”以一个“闻”来贯穿了文怀沙的学术生涯，显然也不是很贴切的，然而从《说闻》这篇文章，我们不难想到文怀沙早期的《鲁迅旧诗新诠》，想到建国初期他的《屈原九歌今绎》、《屈原九章今绎》、《屈原离骚今绎》、《屈原招魂今绎》、《屈原集》，乃至后来的《中华根与本》、《文怀沙序跋集》、《文怀沙书法集》……也包括文怀沙主编的新中国出版史上第一套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》、国学文典《四部文明》等，无不反映着先生的见识、学识、知识……《佛地论经》曰：“如是我闻者，谓总显己闻，传佛教者言，如是事我昔曾闻如是。”佛教有“三慧”之说，其中第一慧被称为“闻”慧，寓意深焉。
2008年1月15日于三得斋
注：
1 为方便读者，拙文中对许多前辈时贤直呼名讳，非敢存心不敬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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