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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怀沙剪影
丛维熙
何年、何月结识师友文怀沙老先生，我已然无从记忆。依稀是在八十年代中期，文友张贤亮从宁夏给我打来长途电话，说是怀沙先生存有一批上等布纹纸，赠他出书时做封面用，他向老先生表达了谢意后，提出将此纸赠我为宜——当时，我正主持一家出版社的工作。
我在长途电话中对贤亮说：“此乃夺人之美，难以从命。”
“哎呀！维熙，人家是诚心诚意地馈赠，我要布纹纸有何用！”贤亮说：“细说起来，你跟他还有缘分呢，文老说在那个特殊年月，曾和你一块在茶淀农场劳动改造过。”
未曾料到的是，几天之后我突然接到文老电话，他说“纸已备好，待君取之；昔为‘同窗’，今为相知。”文老是研究楚辞的权威，出唇即是文章，我当即赶赴文老家舍，陈谢文老赠纸之情。昔日，我与前辈会晤，常有见面不如闻名之感；与文老见面最初之一瞬，我却有了闻名不如见面——相见恨晚之叹。当时，他年纪虽已近八旬高龄，昔日集风流倜傥与灾难浩劫于一身的文老，却没有一丝老态。他童颜鹤发，精神炯然，使人想到他是少林与武当的传人，而非独领屈子辞海风骚的学者。
我说：“感谢文老赠纸之情，目前国内纸荒，文老雪中送炭，当食之木瓜谢之桃李，不知文老近日有何文论成集，可交我社出版。”
文老开怀大笑：“我意懒笔疏，著作皆在怀胎之中。实言相告，纸赠老弟，无任何索求，我偏爱一些说真话写实情的人，贤亮和你是我尊重的作家，便慷而慨之了。其实这些纸张来自东瀛友人的馈赠，比国产封面纸雅致堂皇，惟一的愿望，就是希望老弟将其用于那些‘写真实’的作家身上，切勿为那些伪文学之作装潢。仅此而已。”
透明、爽朗、谦逊之中又略带狂放不羁，这是我对文怀沙公的最初印象。他说他忌讳后辈人称他为“老”或称他为“翁”，因为“老”和“翁”皆为垂暮之志，离火葬场缩短了距离，他喜欢我称他为兄，以示他的心和我同样年轻。
我开心地说：“难怪文坛上流传着您的许多风流韵事呢，原来您是一个具有阳刚之气的飘飘美髯公！”
文老纠正我说：“不要称‘您’，要称呼‘你’。文苑无老少之分，俏俊的罗成比老黄忠骁勇，这是规律。我最看不上那些倚老卖老的‘大人物’。古玩老的值钱，我不是古玩，因而物美价廉！”文老来了一句黑色幽默。
我的心神完全松弛了下来，信手掏出一支香烟。没容我打火，文老指指对面墙壁上的戒言，我走近看了看，上写：吸烟既害自己又害人，此陋室严禁吸烟。我忙把烟塞进烟盒，他却说：“老弟，破一回例吧，谁叫我招来一个烟鬼呢，这是咎由自取！”
说我不能破例。但此时文老已把窗子推开一条小缝，并递给我一个菱形的淡绿打火机：“你看，人都是个矛盾体吧，你我感情之矛，已然刺破了理智之盾，请吸一支吧，否则我将是个绝情的人。”
我当真地点着了一支香烟，吸了起来。吞吐烟雾之际，我看见关于“烟戒”之边，还有一首七言诗贴于壁上，便细读之。诗曰：沙翁敬谢李龟年，无尾乞摇女主前，九死甘心了江壑，不随鸡犬上青天。
“怎么样，能破译其中的秘密吗？”文老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到我的身边，“仔细读读，里边大有文章。”
我看看诗题的落款年月为一九七四年，虽不懂诗中曲笔笔锋之所指，但总是和“文革”有关。他提示我说：“我们曾经在茶淀劳改农场不是‘同窗’吗？”
我说：“你在场部附近的监号，我在西荒地的牢房，有几十里地之遥呢！我只能知晓这诗表示文老您当时的洁身自好！还有背起了红十字药箱……
“还有什么？”
我摇摇头，以示自己再无所知。
文老拉我重新在沙发上坐定，对我讲了一段遥远的往事：在一九七四年文老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条、来茶淀农场为囚之后，曾有那么一位关心他命运的人，陪怀沙公老母来农场探视文老。来者对怀沙公提出一点要求：给江青写一封信，一表示悔改罪错；二表示知恩而报之心。若能如此这般，文老这位友人将力促其在一个月内结束监禁的劳改生涯，并被吸收进梁效的大批判写作班子。
“老弟，你知道那时候的茶淀农场是多么苦。揣不饱肚子不说，吃下去的那点东西还排泄不出来（高粱面窝头造成便秘），友人的一番‘劝善’对我怎么能没有一点诱惑力呢！”文老十分透明地对我袒露他的心声，“我不是文天祥，也不是史可法，我是个血肉凡胎，不具有他们的铮铮铁骨，在一九五七年反‘右’派斗争中，我就是这么一块料。但正是那次历史教训，启示我对这次的招安不能从命。我是研究《楚辞》的，没有屈原的魂儿，也该有一点屈原的皮毛吧！因而，当我年迈的母亲询问我的意愿时，我对老母说：‘我不能听命于招安，我不想为之效忠。’老母为此虽然十分焦虑，但她是知善知恶之人，告诉我说：那得有个应付的对策，你躺倒装病好了。我这首狗屁歪诗，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。”
文老亮出一个真实的自我，使我深受感动。我说我愿知道那首诗里的“雾中庐山”，希望文老揭秘。文老离位而起，和我再次走到壁前，用手指点着七言诗中的每行第六个字，文字组成起来，先是使我惊愕，后又使我捧腹大笑。原来第六个字横向组合，竟对女皇江青嘲讽和怒斥：龟－主－江－青。
也许是始于这次的晤面，我和文怀沙老先生有了来往。文老在电话中常称我“老弟”，但我总是恭而敬之地称其“文老”。他上晓天文、下知地理，不仅古典文学烂熟于胸，对外国文学亦了如指掌。因而，每次和文老交谈，我都处一个学生地位，他洋洋洒洒，侃侃而谈，从文学谈到人生，谈到社会，谈到美好，谈到丑恶。谈到尽兴之处，文老在黑色幽默中难免冒出几句大俗之言，我实难从文老身上找到学究夫子的自命清高之气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老先生从未美化过自己；相反，他常常对我讲起他的许多不足之处。对中国语言文字含意之丰富，老先生有独到之见解，比如对“性命”两字，他如是说：性命，性命，无性即无命可言。文学是人学，怎么可能叫作家净为山门和尚呢？即使是寺院僧人，也具肉体情欲。对吗？维熙老弟！
文老敬崇鲁迅。他剖析鲁迅之伟大处在于：宁折不弯的硬骨头性格，这是文化人中不多见的；其次就是鲁迅有学有识，不是有学无识。中国有许多饱学的大文化人，读破万卷书，但无见识。鲁迅是把学和识结合得最完美，并把它变成行动的一尊民族之魂的青铜塑像。
我常常笔耕不辍，缘由起于想追回流逝了的二十年光阴（划“右”到平反），因而文老骑车来我家的时间，比我忙里抽闲去他处的时候要多。他劝说我：老弟，这样干下去是不行的。你该珍惜你的存在价值，生理的自然规律有一日会惩罚你的。老先生要我活得洒脱一点，逍遥一点。特别是我在一九九六年不再担任任何工作之后，他打电话对我说：阿弥陀佛，文坛里又多了个生命力顽强的作家，少了个为别人拉车拉磨的驴儿。他又忙着修正自己的话说：当然，当个为别人做嫁衣的裁缝，也是光荣的。
乐观，豁达，幽默，透明，这好像是文老生命的四原色。其实，他也很忙，有一次我打电话问他是否看过魏明伦的《夕照祁山》，他说他陪张爱萍将军看过了。老先生还告诉我，张爱萍将军谈起一件十分久远的事，在红军长征前，作为儿童团团长的胡耀邦，曾被打成“AB团”分子，是张爱萍将军把胡耀邦拯救出“左”倾路线的灾难深渊的。
我想，德高望重的张爱萍将军之所以重拾旧话，可能缘起于文老昔日和耀邦有过的一段交往。用文老的话说，耀邦对文怀沙有旧恩，张爱萍则对耀邦有旧恩。所以，张爱萍是文怀沙的“重恩公”（韩昌黎云：“知己重感恩”也）。在耀邦仙逝的半年前，耀邦曾特意赠诗文老，以示对老先生的尊敬并志其友谊之深厚。其诗题为《致文怀沙先生》，全诗如下：骚作开新面，久仰先生名。去岁馈珠玉，始悟神交深。君自九嶷出，有如九嶷云。明知楚水阔，苦寻屈子魂。不谙燕塞险，卓立傲苍冥。闭户惊落叶，心悲秋早零。心悲不是畏天寒，寒极翻作艳阳春。艳阳之下种桃李，桃李芬芳春复春。哲人晓畅沧桑变，一番变化一番新。如今桃李千千万，春蕾一绽更精神。
我已然不记得是在哪次晤面中提起耀邦的了，但话题是由我而引发，我却仍然记得清楚。我说七十年代末期耀邦任“中组部”部长期间，拯救了多少“左”害之下的冤魂。当时，错划为“右派”平反改正的五十五号红头文件还未下达，我曾给耀邦写过一封信，耀邦用“六B”的黑色铅笔，复我一封两页信纸的亲笔回信，开头就用了“没有百丈冰，哪有花枝俏”之词句，鼓励我及王蒙（信中提及了王蒙）要写出好作品来。文老这才谈起耀邦同志和他的交往，并拿出耀邦的赠诗给我瞻读。文老没有解释诗中的内涵，我也没要求文老加以阐述——但我们同属文化人，是凭着对历史的感悟和对时代的把握来理解耀邦同志这首《致文怀沙先生》的诗作的——这肯定是传世之作！
同大自然山峦的折摺形成的沟壑一样，年龄的断层必然存有代沟。但我和文怀沙老先生的生命年轮相差二十有余，却没发现这种代沟。有一次，我在电话中询问文老这一问题时说：
“是不是我老了，怎么我们中间没有代沟？”
他答：“不，是我年轻。”
这确实是他的心灵自白，也是他的灵肉写真。当时，他已然年过八旬，却有汽车不坐，专爱骑一辆自行车走街串巷出门访友。由于他骑车时车把上总要架着一根拐杖，致使附近交通警察都认识这位美髯公。有的交警出于对文老的关心，向这位大文化人举手敬礼之后，便规劝他步行或者坐车。道理十分简单：他年纪大了，极容易发生交通事故。可是他偏爱“两轮”而不爱“四轮”，对警察的关爱表示感谢之后，不仅依然故我，还以他的这项专爱开导过我。他说：“坐车人是不自由的，骑车人精神是自由的，骑车人只要你不闯红灯，可以东西南北中任你行驶，坐在汽车里就没有这份自由了。此为其一。其二，比如路旁走着一位婀娜美女，你坐在汽车里只能看其瞬间，而骑车则能下车驻足而仔细观之，人生赏美是一大乐事，常常失之则不再来！你以为如何？”我说：“你常在电视台吟唱古诗，这出自你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的神经本能。”文老纠正我的语失说：“老祖宗既然把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写在诗经的首篇，那就不是文怀沙一个人的本能，而是人类的共有的本能。不然的话，你看所有的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，都是美丽的。不是吗？”我反诘老人说：“那不一定，雨果的……”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先行一步对我进行封堵：“你是说《巴黎圣母院》中那个敲钟人吧，你是作家，一定知道那是通过敲钟人形象上的丑陋，展示人类情感中的至美情感的交响诗。我骑车上街，也不放过对这种美的寻觅，有一天，我看见一对盲人，在街头上拉着二胡，如果他俩拉的是一般老调，我也许就骑车过去了，可他俩演奏的是《二泉映月》，我立刻下车观之听之，然后我与这两位陌生人对话交谈——当然，我不会忘记给这两个不幸的苍生，丢下我口兜里的人民币。”这次与文老的闲聊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昔日在文苑中听到的，只是文老的前一种风月传闻，对他全部的人文情愫，可谓知之局部——这次相见，让我知道了他的人生的月圆之光。
在文老的眼里，有的老人所以暮气沉沉，都出自于心灵衰老之故，心灵年轻，则青春永恒。这些年来他东跑西奔，为黄帝陵的题碑，他应邀远行而至；敦煌艺术的保护，他从不以年近九旬而推脱其责，而是有求必应。文老不仅对大事马不停蹄，就是对芸芸苍生中的生存小事，也非常认真：有一次，我饭后到街头散步，发现小街上一个无名的小小书店，挂起了“学者书店”的牌匾，为之题写牌匾的人正是文怀沙。因我常去这家书店驻足，便与其营业员闲聊起来，他说，我们请了几个大名人，为之题写牌匾，都因书店太小而被拒；哪知文老一请就到，他骑自行车而来，又骑自行车而去，我们想付一点润笔费，也被他拒绝了。他连连感叹老人精神圣洁之余，也不无感慨地点出一些文苑名人重利轻义、两眼只知向上看的“时尚感冒症”。我很看重底层平民百姓对文老人文行为的界定，但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，因为他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：眼睛只知向上看的文化人，十有八九是学者中的文痞！
记得是在21世纪的新纪元之初，有一天，我接到文翁打来的电话，说他的朋友从内蒙送来了一只羊腿，要给我送来。我说：“不能劳你大驾，还是我去取吧！”为答谢文老这只羊腿，在这年的春节我请文老来家做客。在席间，他谈笑风生，当我的一个友人问起他的年龄时，文老竟然风趣地回答道：“我今年才年满45岁。”那位友人愣住了，文老立刻为其解疑说：“我说的是公历制，90被2除，不是等于45公岁么。”我们都为文老这句只有他能说出的话，而捧腹大笑。文老却俨然一副不解的神态反问我们说：“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，我的精神和心态，怕是比有些45岁的‘老人’还要年轻许多呢！然否？”
友人连连点头——因为文翁精神确实年轻。友人可能是被文翁的风采迷住了，又问：“你保持心灵年轻的秘方，能不能告之一二？”文老没有经过任何思考，立刻脱口而出：“生平只有双行泪，半为苍生半美人。”
对于“苍生”和“美人”这两个词意，用不着文字解析，友人们都能无师自通。但文老还是对“美人”一词，专门做了词解。他说“美人者，既涵盖了人间美女，但比美女含意更为广泛，《诗经》里把‘美女兮’‘芳草兮’，视为人间美丽的象征，因而你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美到极至的追求和表达。”我直译文老的心声说：小小书店题匾，他骑车欣然前往，这是他为了芸芸苍生的注解；另一半为了美人的自白，既是他潇洒、多情人生的自我画像，又是情爱之美无法容纳下对人类之爱的广泛追求。他在与我同在一个劳改农场为囚期间，曾主动请缨背起一个红十字的药箱，奔走在那片苦难的土地上，既为干部看病，又为囚徒医伤（年轻时，他有过中医实践），扮演了“救世耶稣”的角色——可是当有人诱惑他出监，去为“梁效写作班子”效劳时，他断然拒绝了。我说：“这是大智、大情、大美的融合，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，可谓萧杀天地中的一声绝唱！”
友人们为文翁热烈鼓掌，并一齐举起手中的酒杯。不知为了什么，在友人们举杯之际，我突然记起了钱钟书先生在世时，为文怀沙的一张肖像画，写下的“文怀沙先生像赞”：
文子振奇越世，范生超诣传神。
画品居上之上，化人现身外身。
这是钱钟书老先生对这位既入世、又出世的中华才子的人生评价了。钱钟书老先生，一生为人严谨，在后生眼里，颇有点圣哲的意味；但居然与常飘然于世外的文老，有着亲密无间的友谊，这是一个十分美丽、极具诱惑力的文苑之谜！
在二十世纪尾声的一个冬日，那天北京刮着五六级的大风，我正在电脑上行文，文老突然闯到我的家里，看他一脸黄尘，我以为出了什么祸事。他说不是祸事是好事——他要出游欧洲去了，特意向我已故的老母亲遗像前来辞行。最初，我没能理解文翁的意思，直到他在书房，向我母亲的遗像，弓身鞠了三个大躬之后，我才知道其行是出于对我老母的尊重。他说，我母亲历经生活磨难，是在困顿中走完她的人生的，这样的灵魂不会下地狱，而一定升了天堂，她在天堂一定能保佑他远行欧洲的一路平安。我很感动，既为他在母亲遗像前祈祷时的真诚神态而感动，更为一个大文化人“下里巴人”的情怀而动容——要知道我母亲近似于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，一个名满中华文化名人，每次来我家时，必称颂她是穿越了苦难，支撑了全家生存了下来的伟大母亲。
而今，当笔者为文老用文字剪影时，他又于八月初远去了美国。九月，他回来了，打电话向我报平安时，我说：“以后，不要再往国外飞了，多保重吧。”以论公岁四十颇有余、五十尚不足的文怀沙说：“我还没满五十公岁呢！只要有事我还要飞……”
发表于是2002年12月《文汇报》
文怀沙人文肖像
从维熙
究竟在何年、何月结识师友文怀沙老先生，我已然无从记忆。依稀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文友张贤亮从宁夏给我打来长途电话，说是文怀沙先生存有一批上等布纹纸，赠他出书时做封面用，他向老先生表达了谢意后，提出将此纸赠我为宜———当时，我正主持一家出版社的工作。
我在长途电话中对张贤亮说：“此乃夺人之美，难以从命。”
“哎呀！维熙，人家是诚心诚意地馈赠，我要布纹纸有何用！”贤亮说，“细说起来，你跟他还有缘分呢，文老说在那个特殊年月，曾和你一块在茶淀农场劳动改造过。”
未曾料到的是，几天之后我突然接到文老的电话。他说：“纸已备好，待君取之；昔为‘同窗’，今为相知。”文老是研究楚辞的权威，出唇即是文章，我当即赶赴文老家舍，陈谢文老赠纸之情。昔日，我与前辈人会晤，常有见面不如闻名之感；与文老见面最初之一瞬，我却有了闻名不如见面———相见恨晚之叹。当时，他年纪虽已过八旬高龄，昔日集风流倜傥与灾难浩劫于一身的文老，却没有一丝老态。他童颜鹤发，精神炯然，使人想到他是少林与武当的传人，而非独领屈子辞海风骚的学者。
我说：“感谢文老赠纸之情，目前国内纸荒，文老雪中送炭，当食之木瓜谢之桃李，不知文老近日有何文论成集，可交我社出版。”
文老开怀大笑：“我意懒笔疏，著作皆在怀胎之中。实言相告，纸赠老弟无任何索求，我偏爱一些说真话写实情的人，贤亮和你是我尊重的作家，便慷而慨之了。其实这些纸张来自东瀛友人的馈赠，惟一的愿望，就是希望老弟将其用于那些‘写真实’的作家身上，切勿为那些伪文学之作装潢。仅此而已。”
透明、爽朗、谦逊之中又略带狂放不羁，这是我对文怀沙公的最初印象。他说他忌讳后辈人称他为“老”或称他为“翁”，因为“老”和“翁”皆为垂暮之志，与火葬场缩短了距离，他喜欢我称他为兄，以示他的心和我同样年轻。
我开心地说：“难怪文坛上流传着您的许多风流韵事呢，原来您是一个具有阳刚之气的飘飘美髯公！”
文老纠正我说：“不要称‘您’，要称呼‘你’。文苑无老少之分，俏俊的罗成比老黄忠骁勇，这是规律。我最看不上那些倚老卖老的‘大人物’。古玩老的值钱，我不是古玩，因而物美价廉！”文老来了一句黑色幽默。
我的心神完全松弛了下来，信手掏出一支香烟。没容我打火，文老指指对面墙壁上的戒言，我走近看了看，上写：吸烟既害自己又害人，此陋室严禁吸烟。我忙把烟塞进烟盒，他却说：“老弟，破一回例吧，谁叫我招来一个烟鬼呢，这是咎由自取！”
我说我不能破例。但此时文老已把窗子推开一条小缝，并递给我一个菱形的淡绿色打火机：“你看，人都是个矛盾体吧，你我感情之矛，已然刺破了理智之盾，请吸一支吧，否则我将是个绝情的人。”
我当真点着了一支香烟，吸了起来。吞吐烟雾之际，我看见关于“烟戒”条例之边，还有一首七言诗贴于壁上，便细读之。诗曰：“沙翁敬谢李龟年，无尾乞摇女主前，九死甘心了江壑，不随鸡犬上青天。”
“怎么样，能破译其中的秘密吗？”文老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到我的身边，“仔细读读，里边大有文章。”
我看看诗题的落款年月为1974年，虽不懂诗中曲笔笔锋之所指，但总是和“文革”有关。他提示我说：“我们曾经在茶淀劳改农场是不相识的‘同窗’，后来又在文革中前后流放山西。”
我说：“在茶淀农场改造时，听说你在场部附近的监号，我在西荒地的牢房，有几十里地之遥呢！我只知道你背起了红十字药箱……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”
文老拉我重新在沙发上坐定，对我讲了一段遥远的往事。那是发生在1974年的事情：文老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条，转移到山西临汾第三监狱为囚之后，曾有那么一位关心他命运的人，陪怀沙公老母来监狱探视文老。来者对怀沙公提出一点要求：给江青写一封信，一表示悔改认错；二表示知恩而报之心。若能如此这般，文老这位友人将力促其在一个月内结束监禁的劳改生涯，并被吸收进梁效的大批判写作班子。
“老弟，你我都在山西不同的囚号待过，知道那时候的生活多么苦。吃不饱肚子不说，吃下去的那点东西还排泄不出来（高粱面窝头造成便秘），友人的一番‘劝善’对我怎么能没有一点诱惑力呢！”文老十分透明地对我袒露他的心声，“我不是文天祥，也不是史可法，我是个血肉凡胎，不具有他们的铮铮铁骨，在1957年反‘右’派斗争中，我不仅不是一块硬骨头，还误伤过同志。但正是那次历史教训，启示我要分清真正的是和非，因而对这次的招安我不能从命。我是研究《楚辞》的，没有屈原的魂儿，也该有一点屈原的皮毛吧！因而，当我年迈的母亲询问我的意愿时，我对老母亲说：‘我不能听命于招安，我不想为之效忠。’老母为此虽然十分焦虑，但她是知善知恶之人，告诉我说：‘那得有个应付的对策，你躺倒装病好了。’我这首狗屁歪诗，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。”
文老亮出一个真实的自我，使我深受感动。我说我愿知道那首诗里的“雾中庐山”，希望文老揭秘。文老离位而起，和我再次走到壁前，用手指点着七言诗中的每行第六个字，文字组成起来，先是使我惊愕，后又使我捧腹大笑。原来第六个字横向组合，竟对女皇江青嘲讽和怒斥：龟－主－江－青。
也许是始于这次的晤面，我和文怀沙老先生有了来往。文老在电话中常称我“老弟”，但我总是恭而敬之地称其“文老”。他上晓天文、下知地理，不仅古典文学烂熟于胸，对外国文学亦了如指掌。因而，每次和文老交谈，我都处一个学生地位，他洋洋洒洒，侃侃而谈，从文学谈到人生，谈到社会，谈到美好，谈到丑恶。谈到尽兴之处，文老在黑色幽默中难免冒出几句大俗之言，我实难从文老身上找到学究夫子的自命清高之气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老先生从未美化过自己；相反，他常常对我讲起他的许多不足之处。对中国语言文字含意之丰富，老先生有独到之见解，比如对“性命”两字，他如是说：性命，性命，无性即无命可言。文学是人学，怎么可能叫作家净为山门和尚呢？即使是寺院僧人，也具肉体情欲。
文老敬崇鲁迅。他剖析鲁迅之伟大处在于：宁折不弯的硬骨头性格，这是文化人中不多见的；其次就是鲁迅有学有识，不是有学无识。中国有许多饱学的大文化人，读破万卷书，但无见识。鲁迅是把学和识结合得最完美，并把它变成行动的一尊民族之魂的青铜塑像。
我记忆最为深邃的一件事，发生在1986年的上海。当时上海的一位作家，根据文老在文革中的遭遇，写了一篇《文翁复活记》的文章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广播该作时的引言中，竟将活得飘逸潇洒的文怀沙，说成是不久前已然仙逝了的楚辞泰斗。一时之间，他家里接到吊唁的来电，弄得文老啼笑皆非。按说，此事已涉及活人变死的问题，并产生了一定的恶果，文老至少也要对这位始作俑者，进行一番追问和声讨。否！文翁不仅没有对此声严厉色，反而为此致函电台，切不可对责任人进行处分，要为这个青年人的前途着想云云……他是如是对我坦述了他的心声的：“古人说‘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’。人的肠胃不是海，虽然纳不了百川，却也不可鼠肚鸡肠。何况，我们都是‘死’了的人，在历史新时期又活过来的，在劳改期间，听过死的词儿多了：‘死不悔改’，‘死路一条’，‘死猪不怕开水烫’……你算算，我们都被人家咒‘死’千百次了，节目主持人因为失误，只说了你一次死亡，你有什么理由跟人家大动干戈吗？”对此，我十分感动，因为时下许多文化名人，常自视为天之骄子，即或是谁无意之间，伤及他的一根毫毛，那就若同在太岁头上动土。文老不是这种类型的文人，乐观，豁达，宽容，幽默，透明，组成了文老生命的五原色，因而更具有中国传统的人文品格。
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些内在气质，不但我成了文老的知音，就连南征北战过的前辈人，也与文老有了亲密的交往。当然，让老一辈人为之倾心的，不仅仅是在人文品格———他满腹的中外古典精粹，让走过烽火里程的老帅和将军们，成为他的朋友。记得，在文老家里，我读到过张爱萍将军写给他的一首诗，题为《聆听文怀沙教授讲＜离骚＞有感》，诗文如下：“一曲吟催千古泪，文怀八斗叹骚才。韵高自有真情在，恍若云中屈子来。”
在胡耀邦仙逝的半年前，也曾特意赠诗文老，以示对老先生的尊敬并志其友谊之深厚。其诗题为《致文怀沙先生》，全诗如下：“骚作开新面，久仰先生名。去岁馈珠玉，始悟神交深。君自九嶷出，有如九嶷云。明知楚水阔，苦寻屈子魂。不谙燕塞险，卓立傲苍冥。闭户惊落叶，心悲秋早零。心悲不是畏天寒，寒极翻作艳阳春。艳阳之下种桃李，桃李芬芳春复春。哲人晓畅沧桑变，一番变化一番新。如今桃李千千万，春蕾一绽更精神。”
这绝非文老有意宣扬，话题是由我而引发的。我说上世纪70年代末期耀邦任“中组部”部长期间，拯救了多少“左”害之下的冤魂。当时，错划为“右派”平反改正的五十五号红头文件还未下达，我在西影厂写电影剧本时，曾给耀邦写过一封问安的信。耀邦用“6B”的黑色铅笔，复我一封两页信纸的亲笔回信，开头就用了“没有百丈冰，哪有花枝俏”之词句，鼓励我及王蒙（信中提及了王蒙）要写出好作品来。由于我提及了胡耀邦，文老这才谈起耀邦和他的交往，并拿出耀邦和张爱萍将军的赠诗，给我瞻读。文老当时没有解释诗中的内涵，我也没要求文老加以阐述———但我们同属文化人，是凭着对历史的感悟和对时代的把握来理解耀邦同志这首《致文怀沙先生》的诗作的———其中一定深藏着从历史总结出来的喻世铭言。同大自然山峦的折皱形成的沟壑一样，年龄的断层必然存有代沟。但我和文怀沙老先生的生命年轮相差二十有余，却没发现这种代沟。有一次，我在电话中询问文老这一问题时说：
“是不是我老了，怎么我们中间没有代沟？”他答：“不，是我年轻。”
这确实是他的心灵自白，也是他的灵肉写真。当时，他已然年过八旬，却有汽车不坐，专爱骑一辆自行车走街串巷出门访友。由于他骑车时车把上总要架着一根拐杖，致使附近交通警察都认识这位美髯公。有的交警出于对文老的关心，向这位大文化人举手敬礼之后，便规劝他步行或者坐车。道理十分简单：年纪大了，极容易发生交通事故。可是他偏爱“两轮”而不爱“四轮”，对警察的关爱表示感谢之后，不仅依然故我，还以他的这项专爱开导过我。他说：“坐车人是不自由的，骑车人精神是自由的，骑车人只要你不闯红灯，可以东西南北中任你行驶，坐在汽车里就没有这份自由了。此为其一。其二，比如路旁走着一位婀娜美女，你坐在汽车里只能看其瞬间，而骑车则能下车驻足而仔细观之，人生赏美是一大乐事，常常失之则不再来！你以为如何？”我说：“你常在电视台吟唱古诗，这出自你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的神经本能。”文老纠正我的语失说：“老祖宗既然把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写在诗经的首篇，那就不是文怀沙一个人的本能，而是人类的共有的本能。不然的话，你看所有的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，都是美丽的。不是吗？”我反诘老人说：“那不一定，雨果的……”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先行一步对我进行封堵：“你是说《巴黎圣母院》中那个敲钟人吧，你是作家，一定知道那是通过敲钟人形象上的丑陋，展示人类情感中的至美情感的交响诗。我骑车上街，也不放过对这种美的寻觅，有一天，我看见一对盲人，在街头上拉着二胡，如果他俩拉的是一般老调，我也许就骑车过去了，可他俩演奏的是《二泉映月》，我立刻下车观之听之，然后我与这两位陌生人对话交谈———当然，我不会忘记给这两个不幸的苍生，丢下我口兜里的人民币。”这次与文老的闲聊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昔日在文苑中听到的，只是文老的前一种风月传闻，对他全部的人文情愫，可谓知之局部———这次相见，让我知道了他的人生的月圆之光。
在文老的眼里，有的老人之所以暮气沉沉，都出自于心灵衰老之故，心灵年轻，则青春永恒。这些年来他东跑西奔，为黄帝陵的题碑，他应邀远行而至；敦煌艺术的保护，他从不以年近九旬而推脱其责，而是有求必应。文老不仅对大事马不停蹄，就是对芸芸众生中的生存小事，也非常认真：有一次，我饭后到街头散步，发现小街上一个无名的小小书店，挂起了“学者书店”的牌匾，为之题写牌匾的人正是文怀沙。因我常去这家书店驻足，便与其营业员闲聊起来，他说，我们请了几个大名人，为之题写牌匾，都因书店太小而被拒；哪知文老一请就到，他骑自行车而来，又骑自行车而去，我们想付一点润笔费，也被他拒绝了。他连连感叹老人精神圣洁之余，也不无感慨地点出一些文苑名人重利轻义、两眼只知向上看的“时尚感冒症”。我很看重底层平民百姓对文老人文行为的界定，但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，因为他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：眼睛只知向上看的文化人，十有八九是学者中的文痞！
记得是在21世纪的新纪元之初，有一天，我接到文翁打来的电话，说他的朋友从内蒙古送来了一只羊腿，要给我送来。我说：“不能劳你大驾，还是我去取吧！”为答谢文老这只羊腿，在这年的春节我请文老来家做客。席间，他谈笑风生，当我的一个友人问起他的年龄时，文老竟然风趣地回答道：“我今年才年满45岁。”那位友人愣住了，文老立刻为其解疑说：“我说的是公历制，90被2除，不是等于45公岁么。”我们都为文老这句只有他能说出的话而捧腹大笑。文老却俨然一副不解的神态反问我们说：“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，我的精神和心态，怕是比有些45岁的‘老人’还要年轻许多呢！然否？”
友人连连点头———因为文翁精神确实年轻。友人可能是被文翁的风采迷住了，又问：“你保持心灵年轻的秘方，能不能告之一二？”文老没有经过任何思考，立刻脱口而出：“生平只有双行泪，半为苍生半美人。”
对于“苍生”和“美人”这两个词意，用不着文字解析，友人们都能无师自通。但文老还是对“美人”一词，专门做了词解。他说：“美人者，既涵盖了人间美女，但比美女含意更为广泛，《楚辞》里把‘美女兮’‘芳草兮’，视为人间美丽的象征，因而你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美到极至的追求和表达。”我直译文老的心声说：小小书店题匾，他骑车欣然前往，这是他为了苍生的注解；另一半为了美人的自白，既是他潇洒、多情人生的自我画像，又是情爱之美无法容纳下对人类之爱的广泛追求。他在与我同在一个劳改农场为囚期间，曾主动请缨背起一个红十字的药箱，奔走在那片苦难的土地上，既为干部看病，又为囚徒医伤（年轻时，他有过中医实践），扮演了“救世耶稣”的角色———可是当有人诱惑他出监，去为“梁效写作班子”效劳时，他断然拒绝了。我说：“这是大智、大情、大美的融合，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，可谓萧杀天地中的一声绝唱！”
友人们为文翁热烈鼓掌，并一齐举起手中的酒杯。不知为了什么，在友人们举杯之际，我突然记起了钱钟书先生在世时，为文怀沙的一张肖像画写下的“文怀沙先生像赞”：
文子振奇越世，范生超诣传神。画品居上之上，化人现身外身。
这是钱钟书先生对这位既入世、又出世的中华才子的人生评价了。钱钟书先生，一生为人严谨，在后生眼里，颇有点圣哲的意味，但居然与常飘然于世外的文老，有着亲密无间的友谊，这是一个十分美丽、极具诱惑力的文苑之谜！
在我的眼睛里，文翁在生活中常如一个孟浪的老顽童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他同时接到一张《文汇报》在京城某饭店开会的请柬。由于我的住地与他的家不远，我说我打的接他一起走。那天，老天爷偏偏与我们作对，半路上下起了倾盆大雨。不一会儿，汽车就浸泡到水里，车轮不能再转动了。无奈之下，我和他临时找了一辆平板三轮车，以闯过这一低洼地段。我很沮丧，因为此时头上还在落着大雨，支撑在我和他中间的那把雨伞，根本无法起到遮挡豪雨的作用，我俩还没到开会的宾馆，裤子已经湿透了；文翁则与我的情绪相反，反而在平板车上高吟起楚辞来了。他说他看见淹没车轮的大水，想起了屈子跳进的汨罗江；从而联想起《天问》《九歌》……他还安慰我说：“这片天泪，浇在你我身上，是为你我洗澡，让你我活得像个真正的人！”
行文至此，似应该结束了。但有一支动人的尾曲，不能搁笔略去：6月下旬，我应陕西作家陈忠实之邀，去西安出席白鹿书院精英论坛盛会，想不到的是，与来这儿参加大唐文化周活动的文老，相逢于古都西安。我给他下榻的宾馆打通电话之后，他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住在哪儿，我去看你！”我深知这个性情老人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便立刻与他的陪同人员通了电话，告诉她千万不能让文老出屋，我马上去文老下榻的宾馆。见面之后，我一颗悬于半空的心，才算平息了下来：在这炎如火烤的夏日，他依然童颜鹤发，满面红光。他告诉我，他是从澳门飞来西安的，在澳门是传播中华国学；明天他还要应邀飞往深圳，之后还要绕道上海去巡看《四部文明》的编撰进程（《四库全书》的修正版），然后才能飞回北京。我的天！一个一条腿已然迈进96岁门槛的老人，何以会如此苛求自己，有求必应地在天上飞来飞去？因而劝他“悬崖勒马”与我一块飞回北京。他说：“维熙，我也许活不了几年了，但我愿意在‘冲锋’中倒下，不愿意当一个吃老本的‘文苑懒鬼’。”言罢，他拉起我的一只手，放声开怀大笑。
我无言以对了。在归途上，多少往事一齐涌上我的心扉。诚然，在文坛中我也曾听到过对文老的非议之声，不外是对其年轻时的风流倜傥有所针砭，但人生在世各有各的活法，文老在古城西安对传媒公开坦言，他一生得益于美女的垂青关爱，才有今天他这个“人瑞”存在，其心何其坦诚？奇怪的是，即使如此公开发表宣言，那些今天的长安美女，却纷纷与之合影留念。何故？回答是“魅力使然”。难道我们能以个人的一己之见，而强求一切人吗？！笔者认知：一个文化人最为重要的一点，无论在顺境和逆境中，都不能丧失人文良知，因为良知是行文做人的基点。此其一也。其二，文化人也是平民百姓之一，切勿把自己看成是“谷子地里的高粱”，应时刻以平民百姓自居。文翁的一切行为，都是从这样信念里演绎出来的。加上他天马行空百无禁忌的个性和在文革中恪守大节的固执，在老年这个字眼光临他头上时，他活得不仅十分自由潇洒，而且犹如返老还童一般。在“屈原之夜”如此，在古城西安依然这般！一句话———这在国学大师中，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风流！
2005年夏日于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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